從1844到2014，法蘭西人鏡頭下的中國變遷
從1844到2014，法蘭西人鏡頭下的中國變遷
Harrison 2014-07-18, 17:00
http://paper.wenweipo.com/2014/06/25/OT1406250019.htm
為了慶祝中國與法國建交五十周年，廣東省美術館、法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日前在當地聯合舉辦了「1844-2014：法國人鏡頭下的中國」攝影展。透過是次攝影展，人們感受到了近現代中國的時代變遷與滄桑。鏡頭捕捉下的「無意識」瞬間，往往帶出了攝影者永恆的思索與冥想。大變革時代的東方國度，使得西方攝影師和旅華人士充滿了對中國的好奇感。不少與時代鳴動的脈搏息息相關的場面、景象與歷史存證，為法國的攝影者所捕捉，成為東西方文化交往交響奏鳴的音符。■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在近代產業革命過後，人類對科技的應用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特別是將科技與生活相結合，成為了文明時代生活化的新開端。這其中，最能夠讓法國人引以為傲的，便是攝影技術的發明。攝影作為一種新式的科技加以運用，乃是由法國人開創的。更值得驚歎的是，當攝影作為技術問世之後不久，來到中國的法國人便將其運用在了刻畫、描繪中國風土人情的藝術雕琢中，從而為科技與生活的互動、也為那個時代留下了最佳的註腳。
晚清中國的暮光之色
晚清中國已是暮氣沉重，步履蹣跚。與傳統中國的王朝興衰更替不同，清代的滅亡，很大程度上是源自於時代的改變而非中國傳統意義上的王權更替。不僅如此，晚清中國所面對的外部世界，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往的中國朝代轉換，沒有改變中國領先於世界的事實，但是晚清的時局變化，則是中國已經遠遠落後於世界文明的結果，而非原因。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來自法國的攝影家們，用鏡頭記錄下的晚清中國，不僅僅是文化與自然的存證，其實更是那個時代暮氣沉重的一種表現。
晚清中國不僅僅是一個落後挨打的時代，同時也是改革的時代，是中國邁入近代化的時代。時代的交替，使得新舊事物同時並存在鏡頭之中。法國攝影家Francois的作品《軍校生》便是其中較為突出的代表。照片中的軍校學生，面龐中流露出堅定的信念，嚴肅的目光使得他們軍人的身份被重強化。近代意義的新式軍校是晚清洋務運動與新政的產物，是中國人學習西方的例證。但是，軟性層面的事物往往反映最核心的價值。Francois的鏡頭下，軍校生們仍然身傳統的清朝馬褂，也依舊留辮子，這便注定清朝要滅亡。另一方面，Francois的作品《犯人示眾》也體現出這樣的意義。雖然清廷已經開始了司法制度的改革，但是地方衙門依舊延續傳統的做法，肆意戕害民權，以站籠等刑具加害民眾，使得外國人眼中的晚清，變成了一個沒有司法公正的國度。
當新式軍隊、槍炮、軍艦已經廣泛運用時，晚清社會仍舊熱衷於習武報國。Maynard的《習武》便記錄下晚清國人的風貌。個人習武，強身健體，本無可厚非。但是中國傳統選拔制度中，與科舉選拔文官相對應的的武舉選拔武將制度，卻是到了晚清才廢除。當清廷廢除武舉制度的時候，當清廷決定讓近代化的司法體系代替犯人示眾時，一切為時已晚，清廷自身也走到了盡頭。這些照片也成為「改革延誤」的歷史明證。
文化保育的啟示
當時光邁入到中國的改革年代之後，中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的開放、社會生活的多元，使得中國人距離「現代」的概念和意義越來越近，甚至引領了世界的潮流。不過，執拗的法國人，似乎一代又一代，仍舊在尋找他們心中的那個東方夢、東方中國的圖景。因此，雖然中國改變了，攝影技術也已經改變了，但是法國人鏡頭下所要聚焦的中國內容，卻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相反，由於對古典主義文明的執，現代與古典的碰撞、時代潮流與往昔生活的比較、物質與人文的對沖，似乎成為了另一種鏡頭語言和敘事方式。
《在現實的國度旅行》是一本攝影集。在這部攝影集中，1951年出生的法國攝影家GIRARD用自己的鏡頭，敏銳捕捉改革時代中國社會人文中的某些不為人所知的景象。毫無疑問，高樓大廈不是GIRARD所關注的焦點--因為在東京、紐約，這些顯得無比平常。GIRARD的一些作品證明他更加關注的，是中國在現代化、文明化、科技化進程之中，那些傳統的、為西方人所津津樂道的東方古典文化風貌的實體，是如何在當下的快速化動態生活中自存的。
中國人的主體民族是漢族，因為漢代是中國歷史上引以為傲的一個時期，也是中國古典文明的輝煌所在。不過，GIRARD的一幅作品《漢安帝墓》，卻讓參觀者大跌眼鏡。漢安帝是中國東漢時期的皇帝。他的墓地，如今位於河南洛陽。洛陽是中國的古都，也是古典文化匯聚的中心。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後人雖然發掘了漢安帝的陵墓所在，但卻沒能夠以尊重和盡力保護的態度面對。GIRARD的作品《漢安帝墓》拍攝於2007年。照片中，後人為漢安帝陵墓所立的基座石碑完好保存，但是令人倍感反諷的卻是，石碑正前方，是大量的生活垃圾、殘垣瓦礫。過去的中國帝王，似乎沒有讓人對那裡的一切有特別留意和注視。
GIRARD的另一幅作品《宋墓》更是誇張。宋代是中國文化特別繁榮的時期，宋墓所蘊含的文化與學術價值自然不言而喻。但GIRARD鏡頭下的宋墓，卻是一個在荒野樹林中半露出頭部和身軀的石獸雕像。石獸的大部分已經埋入地下，遠處則是一個小土丘。露出身軀的石獸是否看到了現代文明，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埋在地下的那一部分，已經與歷史緊緊地結合。不僅是宋代陵墓，連孔子的文化符號，也成為了記錄的對象。《孔廟花園》便是這樣一幅作品。這張照片拍攝於四川。孔廟的古建築已經只剩下些許斷壁，孤寂地存在於居民樓中。而這一切，都傳遞出了強烈的文化保育信息和期待。
鏡頭捕捉的符號傳遞
法國與中國都是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國家。經歷了時代的動盪與洗禮，中國正邁入世界的文明行列，成為地球村和世界大家庭的一員，今日的中國已經不再是晚清時期的中國那樣，似乎是他者獵奇、探秘的神秘世界。從1844到2014，法國與近代中國、現代中國、當代中國的淵源越走越深。一張張法國攝影師所拍攝的照片所帶給國人的啟示之一便是：在不斷追求現代文明和生活的過程中，哪些是更加值得中國人珍視和保存的生活模式與樣貌。高樓大廈、汽車洋房、奢侈的生活方式，東西方有共同性。
但是，在進入航海時代以前，東方與西方卻有千差萬別。越是久遠的生活，越能夠顯現出東方與西方、中國與法國在文化、文明上的差異，這種多元主義的美感，使得來自法國的攝影師們更加看重傳統中國的一切。直至今日，他們仍舊在尋找中國的未知。
因此，法國人鏡頭下所捕捉的生活瞬間、景象永恆，其實代表了一種古典主義的文化符號傳遞：越是在當下，越是要尋找那些已經遠離了我們生活的文明與時代，以此引發出未來的文明建構與友誼共融。
為了慶祝中國與法國建交五十周年，廣東省美術館、法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日前在當地聯合舉辦了「1844-2014：法國人鏡頭下的中國」攝影展。透過是次攝影展，人們感受到了近現代中國的時代變遷與滄桑。鏡頭捕捉下的「無意識」瞬間，往往帶出了攝影者永恆的思索與冥想。大變革時代的東方國度，使得西方攝影師和旅華人士充滿了對中國的好奇感。不少與時代鳴動的脈搏息息相關的場面、景象與歷史存證，為法國的攝影者所捕捉，成為東西方文化交往交響奏鳴的音符。■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在近代產業革命過後，人類對科技的應用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特別是將科技與生活相結合，成為了文明時代生活化的新開端。這其中，最能夠讓法國人引以為傲的，便是攝影技術的發明。攝影作為一種新式的科技加以運用，乃是由法國人開創的。更值得驚歎的是，當攝影作為技術問世之後不久，來到中國的法國人便將其運用在了刻畫、描繪中國風土人情的藝術雕琢中，從而為科技與生活的互動、也為那個時代留下了最佳的註腳。
晚清中國的暮光之色
晚清中國已是暮氣沉重，步履蹣跚。與傳統中國的王朝興衰更替不同，清代的滅亡，很大程度上是源自於時代的改變而非中國傳統意義上的王權更替。不僅如此，晚清中國所面對的外部世界，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往的中國朝代轉換，沒有改變中國領先於世界的事實，但是晚清的時局變化，則是中國已經遠遠落後於世界文明的結果，而非原因。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來自法國的攝影家們，用鏡頭記錄下的晚清中國，不僅僅是文化與自然的存證，其實更是那個時代暮氣沉重的一種表現。
晚清中國不僅僅是一個落後挨打的時代，同時也是改革的時代，是中國邁入近代化的時代。時代的交替，使得新舊事物同時並存在鏡頭之中。法國攝影家Francois的作品《軍校生》便是其中較為突出的代表。照片中的軍校學生，面龐中流露出堅定的信念，嚴肅的目光使得他們軍人的身份被重強化。近代意義的新式軍校是晚清洋務運動與新政的產物，是中國人學習西方的例證。但是，軟性層面的事物往往反映最核心的價值。Francois的鏡頭下，軍校生們仍然身傳統的清朝馬褂，也依舊留辮子，這便注定清朝要滅亡。另一方面，Francois的作品《犯人示眾》也體現出這樣的意義。雖然清廷已經開始了司法制度的改革，但是地方衙門依舊延續傳統的做法，肆意戕害民權，以站籠等刑具加害民眾，使得外國人眼中的晚清，變成了一個沒有司法公正的國度。
當新式軍隊、槍炮、軍艦已經廣泛運用時，晚清社會仍舊熱衷於習武報國。Maynard的《習武》便記錄下晚清國人的風貌。個人習武，強身健體，本無可厚非。但是中國傳統選拔制度中，與科舉選拔文官相對應的的武舉選拔武將制度，卻是到了晚清才廢除。當清廷廢除武舉制度的時候，當清廷決定讓近代化的司法體系代替犯人示眾時，一切為時已晚，清廷自身也走到了盡頭。這些照片也成為「改革延誤」的歷史明證。
文化保育的啟示
當時光邁入到中國的改革年代之後，中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的開放、社會生活的多元，使得中國人距離「現代」的概念和意義越來越近，甚至引領了世界的潮流。不過，執拗的法國人，似乎一代又一代，仍舊在尋找他們心中的那個東方夢、東方中國的圖景。因此，雖然中國改變了，攝影技術也已經改變了，但是法國人鏡頭下所要聚焦的中國內容，卻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相反，由於對古典主義文明的執，現代與古典的碰撞、時代潮流與往昔生活的比較、物質與人文的對沖，似乎成為了另一種鏡頭語言和敘事方式。
《在現實的國度旅行》是一本攝影集。在這部攝影集中，1951年出生的法國攝影家GIRARD用自己的鏡頭，敏銳捕捉改革時代中國社會人文中的某些不為人所知的景象。毫無疑問，高樓大廈不是GIRARD所關注的焦點--因為在東京、紐約，這些顯得無比平常。GIRARD的一些作品證明他更加關注的，是中國在現代化、文明化、科技化進程之中，那些傳統的、為西方人所津津樂道的東方古典文化風貌的實體，是如何在當下的快速化動態生活中自存的。
中國人的主體民族是漢族，因為漢代是中國歷史上引以為傲的一個時期，也是中國古典文明的輝煌所在。不過，GIRARD的一幅作品《漢安帝墓》，卻讓參觀者大跌眼鏡。漢安帝是中國東漢時期的皇帝。他的墓地，如今位於河南洛陽。洛陽是中國的古都，也是古典文化匯聚的中心。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後人雖然發掘了漢安帝的陵墓所在，但卻沒能夠以尊重和盡力保護的態度面對。GIRARD的作品《漢安帝墓》拍攝於2007年。照片中，後人為漢安帝陵墓所立的基座石碑完好保存，但是令人倍感反諷的卻是，石碑正前方，是大量的生活垃圾、殘垣瓦礫。過去的中國帝王，似乎沒有讓人對那裡的一切有特別留意和注視。
GIRARD的另一幅作品《宋墓》更是誇張。宋代是中國文化特別繁榮的時期，宋墓所蘊含的文化與學術價值自然不言而喻。但GIRARD鏡頭下的宋墓，卻是一個在荒野樹林中半露出頭部和身軀的石獸雕像。石獸的大部分已經埋入地下，遠處則是一個小土丘。露出身軀的石獸是否看到了現代文明，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埋在地下的那一部分，已經與歷史緊緊地結合。不僅是宋代陵墓，連孔子的文化符號，也成為了記錄的對象。《孔廟花園》便是這樣一幅作品。這張照片拍攝於四川。孔廟的古建築已經只剩下些許斷壁，孤寂地存在於居民樓中。而這一切，都傳遞出了強烈的文化保育信息和期待。
鏡頭捕捉的符號傳遞
法國與中國都是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國家。經歷了時代的動盪與洗禮，中國正邁入世界的文明行列，成為地球村和世界大家庭的一員，今日的中國已經不再是晚清時期的中國那樣，似乎是他者獵奇、探秘的神秘世界。從1844到2014，法國與近代中國、現代中國、當代中國的淵源越走越深。一張張法國攝影師所拍攝的照片所帶給國人的啟示之一便是：在不斷追求現代文明和生活的過程中，哪些是更加值得中國人珍視和保存的生活模式與樣貌。高樓大廈、汽車洋房、奢侈的生活方式，東西方有共同性。
但是，在進入航海時代以前，東方與西方卻有千差萬別。越是久遠的生活，越能夠顯現出東方與西方、中國與法國在文化、文明上的差異，這種多元主義的美感，使得來自法國的攝影師們更加看重傳統中國的一切。直至今日，他們仍舊在尋找中國的未知。
因此，法國人鏡頭下所捕捉的生活瞬間、景象永恆，其實代表了一種古典主義的文化符號傳遞：越是在當下，越是要尋找那些已經遠離了我們生活的文明與時代，以此引發出未來的文明建構與友誼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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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從1844到2014，法蘭西人鏡頭下的中國變遷
Harrison 2014-07-18, 17:01
http://www.wcn.com.hk/content/2014-06/06/content_849271.html
一百多年前的1839年，法國藝術家路易·達蓋爾成功发明了攝影技術，顛覆了視覺呈現的方式。幾年後，带著風靡全世界的攝影相機，一批法國人踏上了中國的土地，通過他們的“第三只眼睛”見證式地記錄了中國的變遷和发展。一項曆史新发明，一個當時他們眼中的未知新世界，由此開啟了至今仍在繼續的曆史對話。6月6日至7月6日，由廣東美術館和法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文化處主辦，由享有盛名的法國蓬皮杜當代藝術中心原攝影部負責人阿蘭·薩雅格擔任策展人的“巴黎——北京， 1844 - 2014：法國人鏡頭下的中國”展覽為我們講述了中法兩國人民在攝影領域的百年情結。
展覽展出了213件於19世紀中期到21世紀拍攝的珍貴作品，大部分是黑白老照片，第一批在中國履職的外交官眼中的中國、旅行途中的中國、毛澤東執政時代的中國還有當下的中國，千面的中國在本次展覽中同時呈現給觀眾。據阿蘭·薩雅格介紹，從第一位向滿清官員介紹攝影技術的於勒·埃迪爾，到在一個邊遠的小鎮當了15年的總領事並在此期間拍攝了成百上千件作品的方雅，再到於1958年應《生活》雜志之約，來到中國的亨利·卡蒂埃-布列松，還有作為自由記者、經常往返於中國的費爾南德·古龔……一個半世紀以來，士兵、外交官、傳教士、藝術家或是普通旅行者……無數的法國人試圖通過攝影來展示他們眼中的中國和中國人以及他們對此的無限癡迷。正如德國思想家瓦爾特·本傑明1931年在《攝影小史》中說道，訴諸於照相機的自然不同於訴諸於眼睛的自然，它體現的是由無意識織成的空間。正是這種無意識，一邊真切地構織著從晚清到當今法國人眼中的中國百態，一邊訴說著法國對中國的百年情結。這些攝影师，有的拍攝對中國初來乍到的印象，有的兩次甚至數度重返中國，有的把長達數年的凝視目光聚焦中國，這些攝影作品交織著知名的或鮮為人知的故事，它們以法國人的視角，從黑白到彩色，從昔日到今日，記錄了中國的百年變遷。
這樣一種混合了知名的或者鮮為人知的故事的敘事方式，正是本次展覽計劃實現的。從最早在中國拍攝的照片開始，那些作品距離達蓋爾的发明被法國政府公布於世僅10年，隨著時間的推移，參觀者會看到來自法國最有名攝影师的作品。“很多在中國待過一段時間的攝影师都发表過相關的攝影作品。我們不得不在豐富的影像中選取一些作品，從带有主觀視角的黑白紀實影像到彩色現代建築攝影，從一些人物擺拍圖片到旅行影像，從深奧的學術研究到自发隨意的探索。這一切都是為了詮釋法國人心中揮之不去的中國情結。 ”阿蘭·薩雅格說。
攝影作為世界性的語言，不附带任何文字說明，通過光、影、形、色來捕捉瞬間、記錄當下、講述故事、抒发情感。法國理論家羅蘭·巴特指出，攝影是一種過去和現在並存的特殊感情，被拍攝物體曾經存在，但同時那個拍照的時空已經過去或改變。直呼北京為“我的都城”的維克多·謝閣蘭，是20世紀初首批來中國的法國作家里少有的真正懂中文、通漢學的西方學者，他曆時七個春秋的中國之旅不僅是外部的風景遊曆，更是中華民族內部的精神遨遊。從1957年開始，先後20多次踏入中國的攝影記者馬克·呂布，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一直通過鏡頭觀察並記錄著中國的社會變遷和发展變化， 50年的關注和凝視代表了一種特殊的情感，“我非常熱愛東方，遠遠超過我們的城市，或者我們成長的家鄉，中國再也不是遠東，它已經變成遠西了” 。這就是攝影的潛在力量，已經超越了攝影本身。
“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 50年來兩國之間的交流和對話譜寫了許多精彩的曆史篇章，作為‘2014中法文化之春’其中一項重要活動，此展覽必將增進中法兩國文化和人民之間的相互交流和友誼。”廣東美術館館長羅一平說。
一百多年前的1839年，法國藝術家路易·達蓋爾成功发明了攝影技術，顛覆了視覺呈現的方式。幾年後，带著風靡全世界的攝影相機，一批法國人踏上了中國的土地，通過他們的“第三只眼睛”見證式地記錄了中國的變遷和发展。一項曆史新发明，一個當時他們眼中的未知新世界，由此開啟了至今仍在繼續的曆史對話。6月6日至7月6日，由廣東美術館和法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文化處主辦，由享有盛名的法國蓬皮杜當代藝術中心原攝影部負責人阿蘭·薩雅格擔任策展人的“巴黎——北京， 1844 - 2014：法國人鏡頭下的中國”展覽為我們講述了中法兩國人民在攝影領域的百年情結。
展覽展出了213件於19世紀中期到21世紀拍攝的珍貴作品，大部分是黑白老照片，第一批在中國履職的外交官眼中的中國、旅行途中的中國、毛澤東執政時代的中國還有當下的中國，千面的中國在本次展覽中同時呈現給觀眾。據阿蘭·薩雅格介紹，從第一位向滿清官員介紹攝影技術的於勒·埃迪爾，到在一個邊遠的小鎮當了15年的總領事並在此期間拍攝了成百上千件作品的方雅，再到於1958年應《生活》雜志之約，來到中國的亨利·卡蒂埃-布列松，還有作為自由記者、經常往返於中國的費爾南德·古龔……一個半世紀以來，士兵、外交官、傳教士、藝術家或是普通旅行者……無數的法國人試圖通過攝影來展示他們眼中的中國和中國人以及他們對此的無限癡迷。正如德國思想家瓦爾特·本傑明1931年在《攝影小史》中說道，訴諸於照相機的自然不同於訴諸於眼睛的自然，它體現的是由無意識織成的空間。正是這種無意識，一邊真切地構織著從晚清到當今法國人眼中的中國百態，一邊訴說著法國對中國的百年情結。這些攝影师，有的拍攝對中國初來乍到的印象，有的兩次甚至數度重返中國，有的把長達數年的凝視目光聚焦中國，這些攝影作品交織著知名的或鮮為人知的故事，它們以法國人的視角，從黑白到彩色，從昔日到今日，記錄了中國的百年變遷。
這樣一種混合了知名的或者鮮為人知的故事的敘事方式，正是本次展覽計劃實現的。從最早在中國拍攝的照片開始，那些作品距離達蓋爾的发明被法國政府公布於世僅10年，隨著時間的推移，參觀者會看到來自法國最有名攝影师的作品。“很多在中國待過一段時間的攝影师都发表過相關的攝影作品。我們不得不在豐富的影像中選取一些作品，從带有主觀視角的黑白紀實影像到彩色現代建築攝影，從一些人物擺拍圖片到旅行影像，從深奧的學術研究到自发隨意的探索。這一切都是為了詮釋法國人心中揮之不去的中國情結。 ”阿蘭·薩雅格說。
攝影作為世界性的語言，不附带任何文字說明，通過光、影、形、色來捕捉瞬間、記錄當下、講述故事、抒发情感。法國理論家羅蘭·巴特指出，攝影是一種過去和現在並存的特殊感情，被拍攝物體曾經存在，但同時那個拍照的時空已經過去或改變。直呼北京為“我的都城”的維克多·謝閣蘭，是20世紀初首批來中國的法國作家里少有的真正懂中文、通漢學的西方學者，他曆時七個春秋的中國之旅不僅是外部的風景遊曆，更是中華民族內部的精神遨遊。從1957年開始，先後20多次踏入中國的攝影記者馬克·呂布，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一直通過鏡頭觀察並記錄著中國的社會變遷和发展變化， 50年的關注和凝視代表了一種特殊的情感，“我非常熱愛東方，遠遠超過我們的城市，或者我們成長的家鄉，中國再也不是遠東，它已經變成遠西了” 。這就是攝影的潛在力量，已經超越了攝影本身。
“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 50年來兩國之間的交流和對話譜寫了許多精彩的曆史篇章，作為‘2014中法文化之春’其中一項重要活動，此展覽必將增進中法兩國文化和人民之間的相互交流和友誼。”廣東美術館館長羅一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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