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成了名牌，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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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文科學者擔心人文學科在競爭中走向萎縮，但公平競爭不考慮個人得失，讓人文學科在競爭中『自然』流失又有何妨？」的確，在經濟發展大潮中，有些技能會過時，有些專業人士會失業，這是無可奈何的。

　國際排名和經濟效益

如果從少數人或少數專業的角度考慮，筆者根本毋須寫此文。如果從狹義的經濟效益（cost-effectiveness）來看，從直接的、有形的、可見的角度來看，人文學科或許可謂無用。如果我們的關切主要就在於大學的國際排名和經濟效益，那麼母語教學、中文論文、人文學科都可謂無用或拖累，砍掉最好。如果一切用英文、英語，當然有利於提高國際排名，但代價可能是失去文化之根和民族之根。所以，新加坡政府在以英文為工作語言的同時，不放棄中小學的母語課程。

不錯，在量化管理的潮流中，在大學國際排名中，保護和發展人文學科「無利可圖」，無法彰顯教資會之「業績」。但是，如果香港人要想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維繫一個祥和、溫馨的社會，想要繼續過一個有尊嚴、有親情、講道德、有公義的生活，人文關懷、人文精神就如空氣和陽光一樣必不可少。的確，生產煤油燈的早就失業了，打算盤的技術無用了，鐵匠被淘汰了，但是，人類還是人類，現代人和未來的年輕人都還要面對生死順逆，盛衰榮辱，都還需要愛情、親情、友情，都希望獲得尊重和尊嚴，都不希望生活在冷漠和殘酷之中，這就是人文學科永遠不會、不應過時的根本原因。

顯然，各個學校各個科系都有老師關心學生的成長，但就專業分工來說，機械系不必教學生如何理解複雜的人生，商學院不必教學生如何關愛不幸群體，醫學院不必教學生如何促進社會祥和，電腦系不必教學生為何要誠而有信，化學系不必教學生如何交友如何愛，而這些都是十七八歲的少年成長為二十二三歲的青年的過程中所非常需要的精神滋養。人文學科雖然未必直接回答這些具體問題，但是卻為這些問題的回答提供了直接的思考的空間和智慧的啓迪。這也是為什麼獲得諾貝爾獎的物理學論文很快就會被人忘掉，而柏拉圖、阿里士多德的著作兩千年後還是知識精英必讀、想讀的經典。在香港，唐君毅、牟宗三、勞思光的書幾十年、上百年之後也還會有人讀。

　哈佛三十年

教資局的思路來自英國，來自西方，但全盤接受，視若法寶，毫無西方精英分子的自我反思的能力。哈佛大學教授Harry Lewis 當過八年哈佛學院的院長。他寫了一本書：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沒有靈魂的卓越：一個名牌大學如何忘記了教育的根本？）他說在哈佛三十年，從來沒有聽到過教授們討論如何幫助學生成長，學生有了情緒問題，馬上向學校報告，交由心理醫生負責。教書育人的大學蛻化為單純創造、儲存、傳播知識的機構，忘記了大學教育的根本目的和目標。香港多所大學請他來作演講。一次，一位大學校長聽他演講之後問道：我們贊同你講的原則，可是政府讓我們做的卻是另外一回事，我們應該怎麽辦？我非常同情這位校長，他心目中有真正的大學理念，但是政府管理模式的束縛使他很難施展抱負。在量化管理系統中需要的不過是自命不凡又俯首聽命的官僚，而不是關心社會和未來的教育家。請想一下，如果大學校長都感到不能自主，怎麼能指望僵化統一的大學體制能夠培養出有創新能力的自主人格呢？

曾經有一位校長，積極在中大推動英文教學。當時我對教西方哲學的同事說，對香港學生教中國哲學，還是中文效果好，你們教西方哲學的就用英文吧。沒想到他們說：如果西方哲學只能用英文教，那麼西方的思想精華永遠無法成為香港文化的一部分。一句話讓我心中暗起敬意。在校長的壓力下，他們不想苟且應付，而是要為香港的人文教育、精神資源承擔一份歷史責任。這種文化遠見、這種社會擔當，讓我由衷欽佩。這些同事是不是遠比毫無社會關懷的校長、局長更值得全體香港人敬重和支持？那些只見數字化業績而不見人生人心的官員們是否應該捫心反思？珍惜吧，香港人，珍惜那些值得我們驕傲的精神財富！

作者：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一九七八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師從張岱年讀研究生。二○○一年起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後出任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作有《老子古今》等。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