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主義的殖民 法西斯回魂記
功能主義的殖民 法西斯回魂記
Harrison 2012-04-21, 23:20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10/01/blog-post_01.html
1985年，殖民政府引入選舉至立法局：有功能組別、區議員互選等形式，獨獨沒有任何議席經由直選產生。
1985年立法局選舉投票結果公布現場版上寫有：功能組別﹁選擇投票﹂結果。
中英聯合聲明在1984 年簽署， 翌年（ 1985 ） 英國人就立即在香港引入選舉， 改變立法局的組成：當中有十二名議員由「功能組別」產生， 兩名來自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 十名由全體「區議員互相推舉」。
二十四年之後， 特區政府推出的政改方案， 「功能組別」仍然大刺刺地佔了一半， 其中一些會來自回鍋翻炒的「區議員互相推舉」模式， 但這次它給重新命名為「功能組別」。一些學者還煞有介事地推許為一大「進步」。香港人真愛自欺和受騙！
文羅永生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編按：2012 政改方案出籠，坊間反應紛紜，有指乃一大進步、有指民主大倒退、有指普選路線圖如常缺席。而五區總辭的半難產狀態，猶如與政府共舞，把議會推至最廢頹處。今天下午，泛民號召年度元旦大遊行。眾多香港人的雙腳，能夠把立法會「功能組別」這排除直接民意的議會設計，親自踢走嗎？
殖民研究學者羅永生，以世界上三個功能組別議會的歷史視點去閱讀眼前：1985 年功能組別初成的香港、20 年代上海租界管治時期、八十年前意大利法西斯及後來延引的新法團主義。將香港彷彿懵懂地延續下去的功能組別設計，放到功能組別被冠以理念光環或現實權益的別樣時空之中，映照出特區政府毫不懵懂的殖民籌謀，計謀使出的卻是拼湊隨意的手段：法西斯管治精神，乍遠還近。
過去，殖民者為了殖民管治需要，直接委任效忠者當「非官守」議員。然而，直接委任制度是基於個人身分，背後的團體並無官式地位，過去亦從來沒有人質疑過，佔據這些議席的精英巨賈對社會真的有沒有「功能」。但當英國人撤退在即，慌忙引入以「功能組別」為名義的選舉，明顯地是要為「光榮撤退」作粉飾。
一方面是為了突顯原只屬諮詢組織的立法局有了「選舉成分」，但另一方面，也仍要繼續照顧那些人所代表的財團精英利益，於是便權宜地冠上「功能團體」這個名號，令他們儼然取得了某種「認授性」。這原本是一種安撫性的過渡安排，想不到的只是，一晃之下這已經綿延了四分之一世紀。
「進步」到八十年前租界式議會政治？
香港過去由英國人全盤管理，也多虧香港人反殖民統治相對疲弱乏力，總督獨裁下的委任制一貫安穩，香港殖民時期也並不存在要求有更大參政權的壓力。可是，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公共租界，施行的是（半）殖民統治，卻面對華人強力的民族主義運動挑戰，迫使原來只屬於外國人參與的「上海市議會」（SMC）向華人開放。
初時，掌租界管治權的列強只答允容許華人加入一個議會外的諮詢委員會。但1925 年的「五．三十」慘案發生後，共產黨人發動全國運動，罷工、罷市、罷課，掀起了反帝國主義的浪潮。這場運動結果不單迫使外灘公園改變「禁止華人（與狗）內進」的歧視政策，更造就了新的環境，迫使上海市議會在1928年開始，兌現列強本來在六十五年前（1863）就已作出的「華人可以參與租界政事」的承諾，開始接納由「華人納稅人聯會」推選的華人議員。不過，儘管多番努力爭取，華人議員席數從不過半，而負責推選的華人納稅人聯會理事，也只有三份之一由直選產生，其餘的三分之二則由其他商會及居民組織推舉。所以，雖然華人居民佔租界人口超過九成，稅付亦達總稅收的三分之二，但他們也只能間接又間接地推選他們的議員代表，參與上海公共租界的議會。
當然，如果你明白何謂殖民統治，你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香港和上海租界的華籍市民，會在參與當地立法機構這問題上遇上重重障礙，因為在殖民及半殖民制度下，議會只是吸納反對意見、籠絡反對人物、實質上是強權者進行權力分贓的地方。因此，議會的設計一定是架疊屋，普及與平等的原則均欠奉。因為歸根究柢，這些議會目的只是使不同勢力互相制衡、互相抵消。既然議會之上的殖民宗主或列國強權才是真正的決策者，這種議會當然毋須考慮如何完整地反映民意，又何需在「均衡參與」之外深究其運作背後的政治原理？
英國人掉下香港給中國，才急急在各種特權椅子上貼上「功能」的標籤，難怪從來都沒有人對「功能組別」在學理上給予仔細的說明。可是回歸後已十二年的今天，除了只有納稅才能投票這道屏障被廢除外，香港立法會的組成所顯現的拼湊、隨意，與違反普及平等原則的情，實與當年上海租界的政制無甚分別。彷彿我們是「進步」到了八十年前，共產黨人成就的，就只是租界式議會的「均衡參與」！
相比之下，有些熱中於社會學「結構功能主義」學派的人就認真得多。他們在上個世紀之初，的的確確曾努力於挪用（雖然是扭曲）社會學大師涂爾幹（Durkheim）的學說，特別是涂氏關於工業社會中職業群體角色的部分，以勾劃及設計一個未來社會。在這個未來社會裏面，各種職業與功能相互配合。他們認為，只有這種重新構造過的社會，才能克服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社會失範（anomie）、秩序崩解。參與這種烏托邦設計並付諸實行的其中一人，就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者墨索里尼（Mussolini）。
國家法團主義： 烏托邦的光環
墨索里尼出身於一個左派家庭，早年的他曾跟隨父親參加過左翼工團主義（syndicalism）運動。那些工團主義者對自由民主的議會體制失望，認為工人只有透過工人的集團（即工團）才能表達自己的利益。工團主義者追求工團自治的目的雖然並不成功，但個體利益只能透過團體中介的想法，以及社會上對議會民主的不滿，深深影響後來在意大利興起的法西斯主義運動。
法西斯主義訴諸一個「功能主義」的烏托邦，這個烏托邦是由不同的「功能團體」堅強地團結組成的國家。所以，意大利法西斯黨的徽號是綑在一起的一束棍棒，中間插一柄斧頭。斧頭象徵權力，每一支棍棒象徵一個功能組織，綑在一起是象徵團結一致。
1922 年墨索里尼上台之後，立即開始構思和設計他的社會政治改革大計，協助他的不乏一些從前屬左翼工團主義的朋友。直至1929 年，墨索里尼落實計劃，改組了原來按地區選舉議員的民主議會，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由二十二個「功能界別」選出來的新的「法團議會」。政治學家稱此為一種「國家法團主義」（state corporatism）。而墨索里尼亦曾說過：「法西斯主義說得更清楚一點就是法團主義，因為它就是國家與法團力量的結合！」
很多人或者會以為，法西斯主義就只是德國希特勒的種族主義和極權主義，殊不知法西斯主義的源起地意大利，是將法西斯主義看成取代社會主義的另一種烏托邦。墨索里尼就認為， 「法團主義」將社會劃分為各種功能組織的設計，能夠很有效地協調各種利益，使社會達致和諧，抵禦共產黨人的誘惑。這可說是由法西斯提出的「河蟹」大計。
雖然因為戰爭，法西斯主義最終失敗，但「法團主義」的一些原理，在戰後卻不斷被招魂，改頭換面。一些向左，一些向右。在七十年代開始，更引起一些學者的興趣， 研究所謂「新法團主義」（neo-corporatism）的現象，探討這些現象是否破壞或替代了自由主義的民主議會制度，以及討論在西方世界以外，在第三世界發展出來的不同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例如，在福利國家的年代，西歐一些國家積極介入調節資本和工會關係，磋商經濟目標、工資水平等，需要在決策或者執行過程中籠絡大企業或行業商會，以及工會組織。因這種政策而被吸納或新成立的組織，正式地或非正式地變成實際上最具影響力的機構，甚至實質上凌駕了由地區選舉所組成的議會——這種種令強勢的利益或「功能團體」坐大的安排，都可以叫做「新法團主義」。不過，雖然這些團體的力量可大可小，但它們的「功能」範圍則非常明確，從不會像香港一樣把腳伸入或取代以普選為基礎的議會，或在議會加插一些「功能組別」而又宣稱有選舉成分，使議會變得非驢非馬。
新法團主義政治的一大特色，是國家主動吸納或籠絡一些主要的利益╱功能團體進入政治過程，確認它們的特殊地位，甚至給予扶助。其中，第三世界的威權國家更普遍地是以專權的方式有選擇性地把特權賦予部分團體。
香港人常以為香港並不是第三世界，但其實香港自殖民政府以至特區政府也早已精於此道，與第三世界無異。而曾蔭權上台後更明言「親疏有別」，利益和意見傾斜又何只限於親建制政黨？政府近年對個別宗教或社會服務機構，及地區利益團體的傾斜，把貌似公民社會的部分改造成政權的伸延部分，就是一種方興未艾的「新法團主義」。
二三十年代法團主義在歐洲風靡一時，支持者由左至右，他們的動機和目的都是對自由主義、議會民主的失望、不安和焦慮。他們都一度以為，法團主義是醫治社會和民主政治危機的解藥。但在殖民和半殖民環境下的香港和中國，與自由主義和議會民主則只有擦身而過的緣分， 「議會民主的危機」只是發生在火星上的地震。
沒臉以理念示人， 只是偷偷摸摸在做
香港人因與自由主義的偶遇而發展的初戀，在未結出任何花果之前，就被無情喝停，急忙之間拿出來棒打鴛鴦的還是「法團主義」。不過，在香港偷偷實踐的法團主義既沒有藍圖，亦失掉了哪怕是左還是右的理想光環，它更沒有臉以理念示人，它只是偷偷摸摸的在做。而躲在「中策組」╱ 「西環人」背後的「功能主義者」卻從來不會為這套策略為文辯說，參與學理上的辯論。
因此，與其說香港的「功能組別」是「新法團主義」的一部分，倒不如說它是失去自證其「認授性」能力的無主孤魂，它們不只不會有締造社會和諧的「正功能」，反有不斷以自身的存在來加深社會分裂分化的「反功能」。
1928 年上海租界發生的「五．三十」慘案，促使反帝運動全國開展，也在共產黨人的推動下令香港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如果當年那些死難英靈泉下有知，他們間接助成的竟只是租界市議會式的「均衡參與」、「間接選舉」，它們今日仍然支配回歸後的香港，所冠上的竟是一套猶抱琵琶，譜系可以追溯至墨索里尼的「功能主義」名號，還甚至有人意圖將其封冊至千秋萬世行之有效的終極制度，他們也會回來報夢： 「這不叫『均衡參與』，這叫『法西斯主義』！」
1985年，殖民政府引入選舉至立法局：有功能組別、區議員互選等形式，獨獨沒有任何議席經由直選產生。
1985年立法局選舉投票結果公布現場版上寫有：功能組別﹁選擇投票﹂結果。
中英聯合聲明在1984 年簽署， 翌年（ 1985 ） 英國人就立即在香港引入選舉， 改變立法局的組成：當中有十二名議員由「功能組別」產生， 兩名來自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 十名由全體「區議員互相推舉」。
二十四年之後， 特區政府推出的政改方案， 「功能組別」仍然大刺刺地佔了一半， 其中一些會來自回鍋翻炒的「區議員互相推舉」模式， 但這次它給重新命名為「功能組別」。一些學者還煞有介事地推許為一大「進步」。香港人真愛自欺和受騙！
文羅永生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編按：2012 政改方案出籠，坊間反應紛紜，有指乃一大進步、有指民主大倒退、有指普選路線圖如常缺席。而五區總辭的半難產狀態，猶如與政府共舞，把議會推至最廢頹處。今天下午，泛民號召年度元旦大遊行。眾多香港人的雙腳，能夠把立法會「功能組別」這排除直接民意的議會設計，親自踢走嗎？
殖民研究學者羅永生，以世界上三個功能組別議會的歷史視點去閱讀眼前：1985 年功能組別初成的香港、20 年代上海租界管治時期、八十年前意大利法西斯及後來延引的新法團主義。將香港彷彿懵懂地延續下去的功能組別設計，放到功能組別被冠以理念光環或現實權益的別樣時空之中，映照出特區政府毫不懵懂的殖民籌謀，計謀使出的卻是拼湊隨意的手段：法西斯管治精神，乍遠還近。
過去，殖民者為了殖民管治需要，直接委任效忠者當「非官守」議員。然而，直接委任制度是基於個人身分，背後的團體並無官式地位，過去亦從來沒有人質疑過，佔據這些議席的精英巨賈對社會真的有沒有「功能」。但當英國人撤退在即，慌忙引入以「功能組別」為名義的選舉，明顯地是要為「光榮撤退」作粉飾。
一方面是為了突顯原只屬諮詢組織的立法局有了「選舉成分」，但另一方面，也仍要繼續照顧那些人所代表的財團精英利益，於是便權宜地冠上「功能團體」這個名號，令他們儼然取得了某種「認授性」。這原本是一種安撫性的過渡安排，想不到的只是，一晃之下這已經綿延了四分之一世紀。
「進步」到八十年前租界式議會政治？
香港過去由英國人全盤管理，也多虧香港人反殖民統治相對疲弱乏力，總督獨裁下的委任制一貫安穩，香港殖民時期也並不存在要求有更大參政權的壓力。可是，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公共租界，施行的是（半）殖民統治，卻面對華人強力的民族主義運動挑戰，迫使原來只屬於外國人參與的「上海市議會」（SMC）向華人開放。
初時，掌租界管治權的列強只答允容許華人加入一個議會外的諮詢委員會。但1925 年的「五．三十」慘案發生後，共產黨人發動全國運動，罷工、罷市、罷課，掀起了反帝國主義的浪潮。這場運動結果不單迫使外灘公園改變「禁止華人（與狗）內進」的歧視政策，更造就了新的環境，迫使上海市議會在1928年開始，兌現列強本來在六十五年前（1863）就已作出的「華人可以參與租界政事」的承諾，開始接納由「華人納稅人聯會」推選的華人議員。不過，儘管多番努力爭取，華人議員席數從不過半，而負責推選的華人納稅人聯會理事，也只有三份之一由直選產生，其餘的三分之二則由其他商會及居民組織推舉。所以，雖然華人居民佔租界人口超過九成，稅付亦達總稅收的三分之二，但他們也只能間接又間接地推選他們的議員代表，參與上海公共租界的議會。
當然，如果你明白何謂殖民統治，你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香港和上海租界的華籍市民，會在參與當地立法機構這問題上遇上重重障礙，因為在殖民及半殖民制度下，議會只是吸納反對意見、籠絡反對人物、實質上是強權者進行權力分贓的地方。因此，議會的設計一定是架疊屋，普及與平等的原則均欠奉。因為歸根究柢，這些議會目的只是使不同勢力互相制衡、互相抵消。既然議會之上的殖民宗主或列國強權才是真正的決策者，這種議會當然毋須考慮如何完整地反映民意，又何需在「均衡參與」之外深究其運作背後的政治原理？
英國人掉下香港給中國，才急急在各種特權椅子上貼上「功能」的標籤，難怪從來都沒有人對「功能組別」在學理上給予仔細的說明。可是回歸後已十二年的今天，除了只有納稅才能投票這道屏障被廢除外，香港立法會的組成所顯現的拼湊、隨意，與違反普及平等原則的情，實與當年上海租界的政制無甚分別。彷彿我們是「進步」到了八十年前，共產黨人成就的，就只是租界式議會的「均衡參與」！
相比之下，有些熱中於社會學「結構功能主義」學派的人就認真得多。他們在上個世紀之初，的的確確曾努力於挪用（雖然是扭曲）社會學大師涂爾幹（Durkheim）的學說，特別是涂氏關於工業社會中職業群體角色的部分，以勾劃及設計一個未來社會。在這個未來社會裏面，各種職業與功能相互配合。他們認為，只有這種重新構造過的社會，才能克服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社會失範（anomie）、秩序崩解。參與這種烏托邦設計並付諸實行的其中一人，就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者墨索里尼（Mussolini）。
國家法團主義： 烏托邦的光環
墨索里尼出身於一個左派家庭，早年的他曾跟隨父親參加過左翼工團主義（syndicalism）運動。那些工團主義者對自由民主的議會體制失望，認為工人只有透過工人的集團（即工團）才能表達自己的利益。工團主義者追求工團自治的目的雖然並不成功，但個體利益只能透過團體中介的想法，以及社會上對議會民主的不滿，深深影響後來在意大利興起的法西斯主義運動。
法西斯主義訴諸一個「功能主義」的烏托邦，這個烏托邦是由不同的「功能團體」堅強地團結組成的國家。所以，意大利法西斯黨的徽號是綑在一起的一束棍棒，中間插一柄斧頭。斧頭象徵權力，每一支棍棒象徵一個功能組織，綑在一起是象徵團結一致。
1922 年墨索里尼上台之後，立即開始構思和設計他的社會政治改革大計，協助他的不乏一些從前屬左翼工團主義的朋友。直至1929 年，墨索里尼落實計劃，改組了原來按地區選舉議員的民主議會，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由二十二個「功能界別」選出來的新的「法團議會」。政治學家稱此為一種「國家法團主義」（state corporatism）。而墨索里尼亦曾說過：「法西斯主義說得更清楚一點就是法團主義，因為它就是國家與法團力量的結合！」
很多人或者會以為，法西斯主義就只是德國希特勒的種族主義和極權主義，殊不知法西斯主義的源起地意大利，是將法西斯主義看成取代社會主義的另一種烏托邦。墨索里尼就認為， 「法團主義」將社會劃分為各種功能組織的設計，能夠很有效地協調各種利益，使社會達致和諧，抵禦共產黨人的誘惑。這可說是由法西斯提出的「河蟹」大計。
雖然因為戰爭，法西斯主義最終失敗，但「法團主義」的一些原理，在戰後卻不斷被招魂，改頭換面。一些向左，一些向右。在七十年代開始，更引起一些學者的興趣， 研究所謂「新法團主義」（neo-corporatism）的現象，探討這些現象是否破壞或替代了自由主義的民主議會制度，以及討論在西方世界以外，在第三世界發展出來的不同的國家與社會關係。
例如，在福利國家的年代，西歐一些國家積極介入調節資本和工會關係，磋商經濟目標、工資水平等，需要在決策或者執行過程中籠絡大企業或行業商會，以及工會組織。因這種政策而被吸納或新成立的組織，正式地或非正式地變成實際上最具影響力的機構，甚至實質上凌駕了由地區選舉所組成的議會——這種種令強勢的利益或「功能團體」坐大的安排，都可以叫做「新法團主義」。不過，雖然這些團體的力量可大可小，但它們的「功能」範圍則非常明確，從不會像香港一樣把腳伸入或取代以普選為基礎的議會，或在議會加插一些「功能組別」而又宣稱有選舉成分，使議會變得非驢非馬。
新法團主義政治的一大特色，是國家主動吸納或籠絡一些主要的利益╱功能團體進入政治過程，確認它們的特殊地位，甚至給予扶助。其中，第三世界的威權國家更普遍地是以專權的方式有選擇性地把特權賦予部分團體。
香港人常以為香港並不是第三世界，但其實香港自殖民政府以至特區政府也早已精於此道，與第三世界無異。而曾蔭權上台後更明言「親疏有別」，利益和意見傾斜又何只限於親建制政黨？政府近年對個別宗教或社會服務機構，及地區利益團體的傾斜，把貌似公民社會的部分改造成政權的伸延部分，就是一種方興未艾的「新法團主義」。
二三十年代法團主義在歐洲風靡一時，支持者由左至右，他們的動機和目的都是對自由主義、議會民主的失望、不安和焦慮。他們都一度以為，法團主義是醫治社會和民主政治危機的解藥。但在殖民和半殖民環境下的香港和中國，與自由主義和議會民主則只有擦身而過的緣分， 「議會民主的危機」只是發生在火星上的地震。
沒臉以理念示人， 只是偷偷摸摸在做
香港人因與自由主義的偶遇而發展的初戀，在未結出任何花果之前，就被無情喝停，急忙之間拿出來棒打鴛鴦的還是「法團主義」。不過，在香港偷偷實踐的法團主義既沒有藍圖，亦失掉了哪怕是左還是右的理想光環，它更沒有臉以理念示人，它只是偷偷摸摸的在做。而躲在「中策組」╱ 「西環人」背後的「功能主義者」卻從來不會為這套策略為文辯說，參與學理上的辯論。
因此，與其說香港的「功能組別」是「新法團主義」的一部分，倒不如說它是失去自證其「認授性」能力的無主孤魂，它們不只不會有締造社會和諧的「正功能」，反有不斷以自身的存在來加深社會分裂分化的「反功能」。
1928 年上海租界發生的「五．三十」慘案，促使反帝運動全國開展，也在共產黨人的推動下令香港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如果當年那些死難英靈泉下有知，他們間接助成的竟只是租界市議會式的「均衡參與」、「間接選舉」，它們今日仍然支配回歸後的香港，所冠上的竟是一套猶抱琵琶，譜系可以追溯至墨索里尼的「功能主義」名號，還甚至有人意圖將其封冊至千秋萬世行之有效的終極制度，他們也會回來報夢： 「這不叫『均衡參與』，這叫『法西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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