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rison 2013-07-12, 12:17
鄭赤琰:香港本土化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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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說的「迷思」指的是：思路的迷途 ，再想下去，也不會想出通道來。
要想在香港搞「本土化」，正是如此，不可能找到出路。
首先說到「本土化」便會想到人的問題，要香港「本土化」便會想到「香港人」的問題，如何去界定「香港人」，無論是從文化、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的角度去思考，都是沒法想到周全的問題。
就從過去一個半世紀英國的經驗來看，便可看到英國在香港的統治，曾處心積慮想將這塊殖民地「去中國化」。但一百五十多年過去，有目共睹，香港仍擺脫不了中國的文化、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等的「磁場」效應。
說到文化，無論是語言、社交、通婚、風俗習慣、道德行為，香港的人口主流行為都與內陸人口的行為標準一致，語言通用習慣以廣府話為主，其他客家話、圍頭話、閩南話、上海話仍有生存的空間。平日在公眾場合採用英語的人絕對少見，除非在官場和洋人商界之間，儘管英國殖民地政府曾大力發展以英語教學的學校，但課外仍慣用英語的，絕無僅有，連香港大學也如此。
若比較新加坡大學，便可立即發現，新大不諳漢語方言而慣用英語的，很普通。港大卻不然。即使是香港的各界菁英，只會說英語不會說唐話的，能有幾個，新加坡卻常見。
英無力「去中國化」
為什麼？只要研究香港人口的變遷，便可發現，由開埠的1842年開始，人口全來自香港周邊地區的大陸，原居民村也有一千二百個之多。之後人口不斷急速增長，絕大多數來自內陸，即使在戰後發生港人不斷向歐美移民的情況，其空缺則由內陸來客補上。1949年中國內戰人口大移動，來港人口也猛增，到五十年代中，已不下兩百萬人的增長，到六十年代初的1962年，不到一年有二十多萬人來港。
此後，也不斷有合法與闖關的人湧入，平均有六萬到八萬單程證來港，也有平均約八萬闖關人口進入。如此維持到1980年終止「抵壘政策」才告改觀，但1979年到1980年的一年半，也湧來三十八萬大陸來客。綜觀戰後到1980年代的三十五年，香港外移人口空缺每年約六萬到八萬，同時也有同等人口來自大陸補上其缺，加上闖關的六萬至八萬人淨增長。真正由定居下來的港人自然增長，因為他們中最有條件移民歐美，因此連最有條件「本土化」的他們也走失了。留下的絕大多數是來自大陸的新客。而他們中也不斷有人出國。
八十年代以來的情況又如何？因為受主權回歸之變，香港出現更大的移民潮，代之而來的，除「單程證」來客外，闖關的已近絕迹，但以經商投資身份來港的應運而生。中國開放政策後的經貿崛起，這類來客方興未艾。
總之，從人口流動難以「去中國化」的角度去看，英國殖民地政府想「去中國化」也無能為力。
其次，說到法律身份的問題，打從英國開始殖民地統治，便一直開始用法律的辦法「去中國化」，例如將港九土地轉為「皇家地」，用英國法律將土地變作商品買賣的私有「物業權」，取代原有中國土地權只歸國家，私人只有使用權，而無擁有權。
可是這做法卻在佔港地九成以上的新界地區遇到阻力，當港英政府在新界收編「皇家地」時，受到了原居民的抗爭而無法像港九那樣「皇家化」。也正是因為有新界「租借地」的阻力而無法把整個大香港的土地全盤「皇家化」，反而在九七主權回歸後所有土地悉數「中國化」，再沒有永久私人地擁有權這回事。
中國「磁場」效應
土地如此，人的法律身份也都沒法「去中國化」，哪怕英國在這殖民地居民發出了「英屬土公民」的身份，但中國清、民國，以及共和國三個時代都一口不承認這英籍身份，港人持英籍身份進入大陸，一概不受理，只能以中國發出的「同胞證明」或後來的「回鄉證」才能通行於中國。
到了九七主權回歸後，所有「英國公民（海外）」的身份只能在中國領土外可用，在本港或國內只能用「特區護照」，是由中國發出的。由此可見，港人的法律身份從來就沒有「本土化」，有的只是英殖化，或回歸中國公民的身份。
說到政治的中國「磁場」效應，更看不到「本土化」有何憑藉。或許有人會說根據《基本法》，港人享有源自英國統治遺留下來的「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權利，例如集會遊行、言論、結社、新聞、信仰等自由權利，便與內陸的公民有別。法律制度也以普通法通行，有別於內地。
但所有這些自由權利都不是「本土化」，而是「國際化」，只能受國際人權法祝福，而且還是中國通過特別立法的《基本法》來加以認可。根據中國的「憲法」，也都有這公民權利的條文，這與其說是「本土化」，不如說是「國際化」。
要真正的政治「本土化」，要擺脫中國政治「磁場」的效應，只能像英國殖民地那樣尋求獨立建國，建立自己的政治認同，像新加坡那樣（有七成六是華人），但英國沒法讓香港獨立，因為中國一口否定了英國佔有香港的三條條約，因此主權必須歸還中國。連英國都不可能像處理其他殖民地那樣讓香港獨立建國，英國還是堂堂大國，都告乏力。
當然，如果港人當真有自己建國的政治認同與決心，七百萬人誓死以赴去建國，眾志還是可以成城的。可是上面說到的香港人口一直流動性很大，過客心態很重，但看香港最傳統的同鄉會，多用「旅港」同鄉會自命，便可見沒在港安家立命的打算。當面對着英國交出政權時，移民潮空前未所見，可見不滿的心態是一走了之，而不是留下來爭取政治自主權。
要說政治「磁場」效應，恰好說明了中國政治之大，對比香港政治之小，力量太懸殊這個政治現實，不能不叫人知難而退。何況事實上港人的政治認同也很分歧，不說獨立則已，否則挺身而出的愛國力量單在香港便足以抵銷掉港獨，何況還有國內一向視香港為國恥的愛國勢力，也不會坐視香港自行獨立的。
有的只是「國際化」
再看經濟，香港更沒有「本土化」的本錢，打從英國佔有香港開始，不是因為看到這裏有什麼經濟資源，而是因為看到中國的巨大市場而想藉香港為轉口貿易的據點。即使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港經濟互動處於低潮，香港的經濟也不是「本土化」，而是外向型的「國際化」。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過去三十載，香港經濟起飛，也是因為國際看中了中國市場的巨大吸引力而來此設點和中國打貿易交道，而中國的公司也紛紛來港上市或設分行。這一切都說明了香港有的只是「國際化」，本土根本沒什麼資源可獨立發揮，何來「本土化」？
最後從社會的角度去看，無論是港英時代或是後港英時代，中港兩地的社會交往從沒中斷，跟着大陸新來客不斷到來，通過他們和內地的社會交往，香港從來就沒和中國有過社會絕緣。到了最近二十年，中國社會開放兩邊人流雙向交往更是頻密，儘管近期港人有看不慣內陸來客的情況，但這多是城市出現擠迫的本能反應，還遠遠談不上是港人「本土化」的社會反應。
要真的說社會「本土化」，還得要有本港不受外來人口混雜，基本社會能純淨化的「社區」（Community）才行，香港何來這樣的真正港人社區。像海外眾多的華人「唐人街」或「唐人社區」（如溫哥華、多倫多、悉尼、紐約的唐人街、唐人社區），自成一個華人生活交往的社區，「華人化」的根便能深植了，可是香港沒這個「本土化」的社區。
至於有人指出「港人港地」的食肆、歌劇、電影、美術、文學等，因為有香港自己的「港人港事港味」，便認定了是「本土化」的苗頭，但所有這些「本土化」品種，都沒法長遠植根，歌劇如此，電影也然，食肆跟着租金飛漲也成了「瀕臨絕種」，美術與文學也難以為繼，更遑論為「本土化」發力了！
總之，所謂「本土化」也者，是迷思。
作者為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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