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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紀錄片 自由下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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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Harrison 2013-12-02, 17:04

http://paper.wenweipo.com/2013/11/30/OT1311300001.htm


香港紀錄片 自由下的掙扎 A24a

回顧今年,香港紀錄片依然在夾縫中求存,參與拍攝的年輕人不少,但社會支持不多;台灣紀錄片稍為好一點,「文化部」明年起推動「5年5億紀錄片計劃」,扶助台灣紀錄片發展;內地主要放映紀錄片的四大影展因為種種原因而停掉,發展堪虞。
兩岸三地紀錄片發展面對不同的挑戰,香港在相對自由的創作環境下,有一批人默默地努力,然而現實環境始終不如人意,到底香港紀錄片的機遇與困難是甚麼?能否在夾縫裡開花?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紀錄片在香港一直處於邊緣的位置,鮮有機會於院線播放,近年稍為成功的例子僅有《音樂人生》,和去年年底上映的《三生三世聶華苓》。後者雖然口碑不俗,但導演陳安琪事後表示,電影不只不能回本,票房與戲院攤分後,還要補貼十多萬宣傳費。紀錄片不受重視至此,實在很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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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Harrison 2013-12-02, 17:05

任何藝術形式,都需要空間展示。紀錄片作為電影的其中一個種類,卻很難以正常的方式(院線放映)與觀眾見面,僅能依賴政府場地與藝術中心的電影院放映,這樣,一方面難以培養觀眾,另一方面對導演而言,作品不能在主流戲院上映,難以回本,也打擊他們的創作慾望。采風電影節目統籌林偉鴻表示,近幾年放映場地愈來愈難找,主流戲院幾乎都不放紀錄片,背後的原因當然離不開錢。
發行商卻步
「早年,戲院覺得片子不錯的話,會讓你放十幾場,然後票房五五分帳,只要努力做宣傳,最後有機會賺幾萬元;近幾年,放映方式改變了,他們要你包場,譬如,戲院會給你一個折扣價,你要出錢買起所有座位,這樣很難做。」片主即使對影片很有信心,可以場場滿座,但扣除給戲院的帳目後,賺得非常少。相比其他沒有機會放映的電影,《三生三世聶華苓》已經有機會在院線上放,入座率也相當高,但最後還是要陳安琪自己掏荷包付宣傳費。
「發行商覺得香港觀眾沒有看紀錄片的習慣,我們覺得你不推廣怎麼會有觀眾。」這是雞和蛋誰先出現的問題,站在發行商的立場,當然是做主流的劇情片會比較容易賺錢。
「表面上台灣好很多,每年有十多部紀錄片可以在商業院線放映,全台大概有五至八間戲院播放,雖然不多,但起碼有機會放。」因而有去年《不老騎士》超過三千萬台幣的票房奇蹟、今年《一首搖滾上月球》的叫好叫座。「一般來說,在台灣院線上放映的紀錄片大概可以有300萬台幣票房,扣除製作、宣傳費後,導演也賺不了甚麼,只是下部戲找資金會比較容易。」但香港沒有這樣的機會。
場地設施不夠
上不了院線,退而求其次,只能利用政府場地和Art Centre放映,只是,政府場地設備不完善,Art Centre的戲院也不能用作長期放映。「政府的場地不是正規的放映院,是多用途場地,裡面有很好的音響、屏幕,但沒有播放器材。」林偉鴻無奈地說,中港台影片的播放格式都不一樣,因而需要的播放器也不一樣,台灣有些片子用了很新的格式,那個播放器要幾十萬,每次排片播放時都很頭痛。Art Centre因為是正規放映院,設備齊全,所有格式的片子都能放,「比較好一點。」
新的拍片方式
場地以外,缺乏資金也是一個挑戰。紀錄片拍攝時間少則兩三星期,長的動輒幾年,張經緯的《音樂人生》花了六年時間追蹤拍攝,黃嘉俊的《一首搖滾上月球》也用了六年時間,導演如果不接其他工作,如何生存?
在香港,紀錄片始終較為小眾,相對來說也較難找資金。申請藝術發展局資助是其中一個方法,但資助金額不多,而理應支持本地電影發展的香港電影發展局則「不支持」紀錄片拍攝。張經緯便說,劇情片可以申請電影發展基金資助三分之一的拍攝費用,但紀錄片並不包括在資助範圍內。
紀錄片不算電影嗎?香港電影發展局主席馬逢國說:「一開始發展局的定位是商業片,商業電影的理解是可以在戲院放映的電影,做了一個階段後會否擴大範圍,這要看政府的政策,發展局也只是跟政府的政策去做。從培養人才的角度來說,我們並不排斥紀錄片,但現在還沒有定案。」

除了政府資助這一渠道外,林偉鴻也提出另一種可能──借鑑台灣經驗。台灣紀錄片導演楊力州的得獎作品很多都是受私人機構或NGO(非政府組織)委託而拍的,像《被遺忘的時光》便是由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資助拍攝的,最新作品《拔一條河》 由統一超商委託拍攝;而剛奪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項的《看見台灣》,是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資助齊柏林拍攝而成的。

另一方面,台灣很多企業也會用包場的方式招待員工看電影,當作捐款支持。去年《不老騎士》全台上映,很多企業便利用這種方式支持電影背後的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香港的NGO沒有這樣的傳統,他們沒有這樣的觀念去資助導演拍一部片。」大部分只願意出錢拍宣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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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Harrison 2013-12-02, 17:05

「紀錄片其實是可以賺大錢的,因為成本低,拍到《音樂人生》這種程度已經可以賺錢,絕對博得過。」資深紀錄片導演張虹笑說。紀錄片的成本比劇情片低很多,劇情片「閒閒地要五六百萬才能拍」,紀錄片只要八九十萬就可以拍得很好。但無論是政府、電影發展局,還是發行商都看不到當中的利潤。
起碼可以維持生計
拍紀錄片的人都不是想要賺大錢,但香港目前的狀態是拍紀錄片難以謀生。張虹是全職紀錄片導演,拍了多部紀錄片,手上還有四部片正在剪輯中,她坦言,在香港拍紀錄片很困難,但不是沒有機會,重點是你願不願意「捱」。「我做了這麼多年都死不了,」她把生活要求降到最低,日子過得簡樸一點,身兼其他工作,一樣活得很好,但,這不是一個良好的生態。「我們起碼要做到拍出來可以維持生計,這才會有人拍,這個情況是可以改善的,香港好歹是個有錢的社會嘛。」
這個社會也特別需要紀錄片這類型的電影,「如果想社會和諧一點,你必須多去了解、去知道別人的生活方式,這可以減少隔膜。」張虹說,希望有多一些後浪,做可以幫到自己又幫到社會的事,因為拍紀錄片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去了解社會,「你可以自由創作,觀眾看了又有啟發。」
香港有人才
香港目前來說, 是拍的人比例上偏少,片子的種類也不夠多。「我們的深度不夠,內地片又深又闊,像《三峽啊》,很深入地講三峽工程的來龍去脈,香港真的沒辦法,題材不夠其他地方多,但我們的創作自由比較大,應該可以做多一點。」近幾年,大專院校開始鼓勵學生拍紀錄片,應亮在香港演藝學院推動學生去拍,中大、公開大學也有相關的課程,學生即使以後未必會拍紀錄片,但學會怎麼拍也是好事。「這裡沒有沃土,但有空氣有陽光,香港政府不干擾你但也不太幫你,你必須自己掙扎,有韌力的話,就像街邊的小草,可以在夾縫裡生長,我們的情況就是這樣。」
對於香港紀錄片的前景,她以「審慎樂觀」的態度看待,「樂觀於有人才,但客觀環境不好。」惟有慢慢推動,讓知識普及,希望人們有一天會知道:啊,原來紀錄片是這樣的,不是像Discovery Channel那樣只講旅遊、飲飲食食等話題。
始終這裡不是溫室,種子要生存並不容易,慢慢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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